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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门城下的沈从文

本文发表于2019-7-28171人浏览

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: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,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: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。事隔多年,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:

1949年二三月,沈从文不开心,闹情绪,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《斥反动文艺》,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。当时他压力很大,受刺激,心里紧张,觉得没有大希望。他想用保险片自杀,割脖子上的血管……

而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在革命大学心情:“……听李维汉讲话说,国家有了面子,在世界上有了面子,就好了,个人算什么?说得很好,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,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,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。个人渺小得很,算不了什么的!”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“个人渺小”。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史树青回忆,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,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。

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“转业”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。老同事杨文和说:“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,沈先生情绪低落。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,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,馆里就是不撒口。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,‘沈从文,哼,鸳鸯蝴蝶派!’”

在原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陈乔的记忆中,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都把沈从文看成是“统战对象”:“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,50年代初就到了馆里。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,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,动不动就训人一顿,训得太严。而且张经常诈人,让人交待历史。”

在那漫长的岁月里,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、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。他是一个沉默的人。只是到了1968年“大批走资派”的年代,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:“这是谁的责任?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。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?只有天知道!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,到我搞出点成绩,他又有理由说我是‘白专’了。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,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,是什么?”

1959年1月8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,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,非常疲累,他给云六大哥写信,信中说:“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,也就够了。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,都无妨。”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,“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”。

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,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:“文坛实在太呆板了。”“巴金或张天翼、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。”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,置身圈外,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。1959年3月12日,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,再次谈及他的感触:“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,永远在写,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,真如四川人说的‘不知咋个搞法!’”

“文革”初期,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。面对满墙大字报,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:“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,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,我是有家难归,我往哪去呢?”

让沈从文震惊的是,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。范曾写道:“(沈从文)头上长脓包,烂透了。写黄色小说,开黄色舞会。”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:“十分痛苦,巨大震动”。

“文革”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、陈娟娟夫妇说:“那时,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。沈先生看后,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。范曾指着沈先生说,“你那套过时了,收起你那套。我这是中央批准的,你靠边吧。”记得那是冬天,下着大雪,路上很滑,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。他气得眼睛红红的,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。他说,‘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,我今天不讲,会憋死的。’”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,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