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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者》读后感1500字

本文发表于2021-4-2418人浏览

读者梁文道“普通”的“不普通”!

梁文道的这本《读者》,让我想起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在1925年出版的《普通读者》。伍尔芙心目中的普通读者,区别于专家与学者,“他没有那么高的教养,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。他读书,是为了自己高兴,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,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”。这位知名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,也自称“普通读者”,并写下阅读文学作品的感想和意见。梁文道在自序中自称“正常读者”,并以之自许。这个提法与伍尔芙的提法有一字之差,但大体上是相近的。

梁文道说,他连硕士都没读,算不上学者,只是一个媒体人。读书于他而言首先是爱好,其次才是工作的一部分;他经常被人误认为是“读书专家”,但实际上他只想成为一名“正常读者”。他在报刊发稿,在电视台做节目,必须涉猎广泛,才能听得懂、看得懂别人在讲什么。这是起码的要求,也是正常读者应该达到的的水平。所以他说的“正常读者”,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常的传媒人、正常的评论人。

为了达到“正常水平”,梁文道每天都在读书,不读书就感觉不舒服。这种自我要求并不高,是不管干那行都应该遵守的最起码的职业伦理。这种职业伦理在香港很普通,2007年2月1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在竞选连任时,打出来的口号就是“我会做好呢份工”。看似玩笑话,其背后就是认真负责的职业伦理。

反观大陆,这种责任伦理的观念却很缺乏,无论是在媒体领域,还是非媒体领域。单一的市场原则主宰了原本丰富多彩的职业伦理,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象比比皆是。因此,对大陆的很多读者来说,倡导“正常读者”,这既是读者梁文道的普通之处,也是他的不普通之处。

读书读多了之后,难免产生读书人的傲慢与偏见。梁文道对读书的副作用有着深刻的自省:“经过这许多年,我现在算不算一个正常的读者呢?这么讲吧。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,也开始明白知识、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,你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,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。”

梁文道的另一不普通之处还在于,指出了读书写作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,写作也可能是一种修行的方式。梁文道不仅在读,还在不停地写,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。他在这本书里,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《村上春树的另一面》。他从村上春树自1982年起每天坚持跑步至今说起,说到对作家这一角色的理解,他提出“写作就是工作”的观点。工作看似单调机械,写作应该灵气闪动,这是对写作的误解。写作除了要求才华,更要求持之以恒的训练。大多数平凡的写作者想要呵护自己的有限才能,更应该像修行一样每天都要精进,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持续维持及格的水平,熟能生巧,并有所突破。

关于写作,他在另外一本书话集《我读》中,谈马可·奥勒留皇帝的《沉思录》这本书时,提出一个今天已经荒废的写作观念,用写作来修行。这本书的原名为《给自己》,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。这本书写得有些罗嗦,在哲学观念上并没有多少新鲜之物,奥勒留皇帝每天写下一些近似人生格言的句子,第一用来提醒自己,第二是检验自己的生活是否符合这些格言,“透过这种不断的反复、重复就等于我们说背一些格言,一个教徒背经文一样,透过反复的这么背诵跟书写来约束自己来节制自己。”这也是普鲁士的菲德烈大帝、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总理温家宝都喜欢这本书的理由之一。

梁文道的《读者》的热卖,让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梁文道出生于1970年,与之同龄的大陆70后除了极个别作者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薛巍,少有人出版书评或者书话集,这意味着什么呢?难道这意味着这种题材的没落?如果说没落的话,各类书评周刊却又空前地繁多,这该如何解释?如果说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,梁文道之所以火因为他是电视明星,普通作者的书评或者书话没市场,这种解释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,书店里经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书评集或书话集。书评或者书话自民国起,一直是文人学者们的一大喜好,大陆的50后和60后出版的此类读物一直源源不断,为什么到了70后或者80后,却疑似嘎然而止。个中原因何在,值得我们一思。